策上策配资周天勇：增长的潜力在于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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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勇谈经济

　　题记：2025年12月17日，中信出版集团与北大国发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承泽论坛”第49期暨《读懂“十五五”》新书分享会。本文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的主题演讲整理。

　　感谢北大“承泽论坛”第49期暨《读懂“十五五”》新书分享会的邀请。因为是在北大的演讲，今天来的听众大部分是北大、清华和其他高校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老师，我的演讲侧重于学理性，并结合数理逻辑的推算，展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对未来增长的推动前景。

　　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改革与增长内生计算的数理逻辑；二是我国渐进式转轨经济的增长潜能究竟体现在何处；三是今后需推进哪些关键领域的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改革与增长内生计算的数理逻辑

　　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世界各国的体制类型主要分为三类：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二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三是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且，与前苏联和东欧等国的瞬时转轨不同，我国体制的渐进式转轨周期很长，已持续47年仍未完成，预计还需15到20年的时间。

　　那么，在长期处于二元体制下的渐进式转轨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增长究竟应如何计算？

　　现在主要采用现代经济学中的主流增长模型来测算中国经济增长，但我认为这种测算方式存在较大误差。原因在于，这些主流模型暗含的假定是体制既定不变，但中国经济的显著特点是体制处于持续的转变之中。若认为体制变动对产出与经济增长毫无影响，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经济学家伍晓鹰2023年12月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认为，我们的体系是一个生产系统，无法把其他与生产函数无关的变量加进来。制度不可能是其中统计上可以建立的系统性变量。现在还没有办法让制度变量直接进来用以计算。这就存在一个学理和计算方面的难题：你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推动了经济增长，那你证明给我看看；更重要的是，你说未来可能只有市场化改革，才能给经济增长释放巨大的潜能，那你有较靠谱数理逻辑地给我计算一下。

　　但在我看来，若无法实现体制内生变量化，便难以证明改革与增长之间内在的关联。因此，我今天演讲的内容偏重于讲数理逻辑，看能否从学理层面实现体制的内生变量化。

　　以往，在测算改革与增长的关系时，主要采用的是“改革前后比较法”，即通过对比改革前后的增长数据，得出“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但这种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黑箱式”分析，未能揭示改革影响增长的内在机制。第二种常用方法是“专家改革权重打分法”，即对各项改革措施赋予相应权重，由专家进行评分后加权计算，最终得出增长率数据。但这种方法有较强的主观经验色彩，科学性不足。

　　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方面，国际国内多个知名组织和学者均有相关研究成果。以1978年至2010年这一改革阶段为例，不同研究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较大差异：较低的测算结果如格罗宁根大学团队的约为0.6%，国内较高学者和机构的研究，则达到3.5%至4%。如中国国家统计局何平的研究，就认为TFP增长在4%以上。我注意到，在亚洲生产率组织的测算中，同期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6%，而中国却达到3.6%。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难道我国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超韩国？

　　而且，亚洲生产率组织的测算结果比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对中国的测算结果高出3%。倘若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为0.6%，那么剩余3%的增长来源究竟是什么？是我国1978年至2010年的技术进步速度确实远超韩国，还是存在其他驱动因素？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特定方法对这部分额外增长进行分解，探究其来源。这里的“额外增长”指未包含在要素投入生产过程中的TFP增长部分。

　　实际上，我们在统计数据和实际的经济生活中，经常看到如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几个人口规模较大国家，其农业就业比目前在9%左右，而中国的数据是22%，而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只是工商服务业领域的1/4；如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比例在10%左右，我们为46%左右，而中国国有资产利润率在1%左右，也是竞争性企业的1/4。而无标准统计数据的土地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率，只能通过抽样调查推断，但毫无疑问，肯定要比市场经济国家高得多。

　　可能对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却熟视无睹。当然，我们也可能深切地感觉到这一切。但是，在劳动力的流动方面，如户籍、迁移人口的子女教育、土地不能市场化退出黏性等影响劳动力要素配置因素，还有在资本配置方面的非竞争性国有企业，无法先将它们作为体制变量。如户籍、国有企业，这个概念等于几，确实是不可理喻的。

　　中国已经进行了47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实践案例，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应当到了解决体制变量化的时候了。而且，从另一个方面讲，稳定住，并且寻找动能加速，将国民经济增长支撑住，更为乐观地，将其在未来稳定在5%，甚至更乐观一些5.5%的速度上，也迫切要求中国的经济学界，解决这一难题。

　　在研究一个特长周期体制渐进转轨的中国经济时，需要转变的是一个思路。从抽象的学理方面看，体制是一种安排；体制发生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状态，但这种状态表达的，则是这种作用过程影响的体制。

　　这样，我们明确两个基本前提：第一，将由市场机制调节的领域和结果定义为“标准竞争性领域和结果”，该领域的资源分布、要素产出状态等均符合市场规律；第二，将受计划行政干预的领域界定为“扭曲性、非竞争性领域和状态”。

　　而分布和状态是可以变量化的。如分布变量，前述的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农业就业比是9%，中国是22%；还如状态变量，非竞争性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是1.1%，竞争性的非国有企业是4.5%。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资源流入端，计算出户籍等一系列阻碍劳动力优化配置的面积，即体制挡板变量为1亿多个劳动力；而非国有企业形成的利润产出端挡板，为10万亿元左右。

　　我及团队的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上述3%的TFP中，40%左右来自于实物的货币化、资产化和财富化溢值。如80年代初近78%的劳动力，82%的农村人口生活，是劳动与实物的交易，中介是各生产队的工分，而不是货币。90年代中土地和城镇住宅是没有价格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然而，80年代废除人民公社，解散集体劳动，农村家庭联产土地承包经营制改革，农民可以搞多种经营，销售自己的劳动产品，可以进入乡镇企业，可以外出务工，劳动货币化了；90年代，居住、工商、服务业建设用土地从无偿供给到有偿出让，而城镇住宅从无偿分配到商品化购买，土地和城镇住宅货币化、资产化和财富化了。

　　在此前提下，我们将供给资源和需求潜能列为“实体性变量”，例如劳动力、非金融企业资产、土地面积等；还设置了“分布比例变量”，用于衡量各类资源在竞争性领域中的分布占比，以及衡量这些资源在竞争性主体、竞争性领域中的要素产出状态、需求有效支出水平及效率的“状态变量”。我们将供给资源和需求潜能在竞争性领域的数据视为“标准值”，而将在行政计划的非竞争性领域中的相关数据视为“扭曲值”。

　　如计算中，我们选取了世界上约8个人口大国，且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与我国相差不超过5000美元，经加权平均计算后发现，这些国家2024年的农业就业率约为9.5%，而我国的农业就业率则为23%。我们将前者（无人口流动干预的国家）的农业就业率视为竞争性领域中的资源分布比例标准；同时，将非农业领域中无劳动力干预情况下的单个劳动力产出状态作为基准，以此衡量我国非竞争性领域中农业劳动力的产出效果、效率及生产力水平。

　　在完成上述逻辑分类后，对于生产要素配置体制内生影响产量的关系，建立了静态体制与产出的生产函数1式：

　　体制变动影响的产量 = 资源（竞争性领域分布比例 - 非竞争领域分布比例）（竞争性领域中产出状态 - 非竞争领域产出状态）即：

　　其中，Q为生产量、收入和需求，Res为生产要素资源规模以及收入和需求的潜在规模；（yr - xr）表示生产要素、收入和需求在市场竞争配置比例与计划行政配置比例间的差值；（yp - xp）则表示生产要素、收入和需求在市场经济配置效率和水平与计划行政配置效率和水平间的差值。

　　这里不考虑劳动者的货币化。只解释前面已述的，无价格的土地房屋货币化、资产化和财富化溢值形成的TFP。建立收入溢值函数：

　　体制变动影响的国民收入溢值 = 土地面积 * 开关变量（允许交易1，禁止交易0）* 放开交易后实现交易的比率 * 交易价格。即：

　　其中，Q为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溢值额；L为土地或者房屋面积；r代表交易率；I（ω）为允许交易1，或者不允许交易0； P为土地或者房屋的价格。

　　对上述产出量和溢值性TFP静态函数动态化和求导，就可以得到体制变量内生影响经济增长的计算模型。

　　至此，我们就能够测算出因体制扭曲导致的产出损失，从而解决了改革与增长关系的内生计算问题，也实现了体制的变量化。这一思路看似简洁，但其实是我长期持续思考而最终凝练得出的，过程颇为不易。

　　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均存在上述体制性扭曲问题。其中，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比例分布数据可从统计部门的公开数据中获取，我们将其称为“统计标准型的标准值与扭曲值”。例如，通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不同类型企业资产及资产利润率数据，可加权计算出国有企业等非竞争性企业与竞争性企业的资产利润率，这些经计算得出的数值便是可参考的标准值与扭曲值。

　　而土地要素的相关数据则无法直接从统计资料中获取。例如，难以直接查询到非竞争性领域与竞争性领域各自的土地占有量。对此，需通过抽样调研的方式进行推断。在标准型领域中，土地的最大利用率可达95%，而在非竞争性领域中，土地闲置率可能达到35%。这种测算方式需要依托大量样本数据作为支撑，相关数据需通过自主抽样调查获取，我们将其称为“非统计性数据”。

　　通过上述方法，能够分解出要素经市场化配置后，因生产率提升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但实际测算后发现，亚洲生产率组织与格罗宁根大学的测算结果差额仍有较大部分未得到解释。这部分未解释的增长源于何处？我们发现，除了要素市场化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还存在另一重要驱动因素：土地与房屋的交易放开。这一因素并非连续性的体制变量，而是间断性的差分变量。

　　在土地与房屋禁止交易的时期，其价值无法体现；而当政府出台政策放开土地与房屋交易后，一旦发生真实交易，这部分资产的价值便从0向市场价格溢值。这一价值增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收入法与支出法均有体现，但生产法中并未包含，最终表现为GDP的残差或余值。举个例子，某老教授早年分配到一套住房，该住房在住房商品化改革前没有进行过交易，因此在当年的GDP核算中，无论是收入法还是支出法均未体现其价值；2000年住房商品化改革完成后，该住房可在二手市场交易，若教授将其以700万元的价格出售，这一交易金额便会在收入法与支出法中有所体现，最终实际上就是财富资产化带来的余值。这部分规模同样可观，我们已将其纳入分解范围。

　　再如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原本禁止交易的土地毫无市场价值，而一旦进入市场交易，便可产生数千万元的出让收入，这一价值增值同样属于上述财富余值范畴。

　　综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两大动力：一是要素市场化配置带来的效率提升；二是土地与房屋资产化带来的财富余值。我国经济新增量的核心来源正在于此。

　　渐进转轨经济的增长潜能在哪里？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潜能测算方法与我国经济增速偏低时的潜能测算思路存在差异，且适用的体制环境也有所不同。凯恩斯主义所针对的经济问题，如储蓄大于投资、企业与居民货币持有量大于消费支出，或还债规模大于收入，其根源均在于货币流动性。凯恩斯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在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力增长与价格变动能够推动低速经济增长回归潜在增长水平。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前提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实施宏观调控。但我国的核心问题在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是二元体制：一部分领域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另一部分领域则通过行政与计划手段配置资源，这与凯恩斯主义的适用场景存在本质区别。在二元体制下，即便货币流动性持续注入，但由于流动性惯性流入政府还债、基建项目及国有企业，仍无法解决积累过重与消费不足的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何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加，但消费价格仍未上涨，生产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较大。

　　我国经济增长的潜能究竟在哪里？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无限剩余劳动力理论，认为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领域转移，能够推动经济增长，核心原因在于工商领域生产率更高。而我国的增长潜能不仅在于结构转型带来的剩余劳动力，更在于体制扭曲所积累的“体制性剩余”。我们通过生产领域的标准值与扭曲值的差值，乘以总供给资源，便可测算出体制性剩余要素。例如，我国当前农业就业率为22%，而国际标准值为9.5%，结合我国7.1亿的全部就业劳动力总量，可推算出农业领域存在1.2亿体制性剩余劳动力。

　　这些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之所以是增长潜能，核心逻辑在于：将其从低生产率领域转移至高生产率领域，便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反之，若将劳动力从高生产率领域转移至低生产率领域，则会导致经济负增长。

　　在具体测算过程中，我们面临一个技术问题：核算历史数据时，可采用对数函数生产模型，将体制变量（C）内生化，通过差值变量体现体制变动的影响；但测算未来增长时，由于土地与房屋的闲置率较高，对数函数生产模型已不再适用，因此必须回归古典的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生产函数与增长模型。

　　此外，在要素投入之外，还需通过影子价格测算禁止交易的土地与房屋总资产，结合其年度预期交易率，得出年度增值量（d量）。这部分增值并非生产活动直接产生，而是资产交易带来的额外价值，因此需在三要素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额外计入。最终，我们构建了一个古典模型与凯恩斯模型相结合的联立运算系统。这是因为，除了生产领域的标准值与扭曲值，收入分配领域、转移支付领域（如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同样存在扭曲值，仅通过生产领域的改革无法实现全面优化，还需同步推进分配领域、转移支付领域的改革，才能形成交叉网络式的计算系统，确保测算结果的准确性。

　　我们已运用该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了全面核算，并开发了未来增长预测软件。当前的核心数据如下：2024年，我国体制性剩余劳动力有12045万人，未发挥生产作用的体制性剩余资本约为290万亿元。具体来看，1978年至2008年，国有资产占全社会资本的比例从76%下降至19.5%。由于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低于非国有企业，这一比例下降直接带动了1个百分点以上的新增经济增长率；但2009年起，国有资产占比从19.5%回升至2024年的46%左右，资本向低生产率的国有企业集中，导致每年约0.9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损失。通过2024年的标准利润率与实际利润率的差值，除以标准利润率，便可测算出未充分发挥作用的资产规模，即上述290万亿元的体制性剩余资本。

　　此外，全国低利用率体制剩余性建设用地（暂未包含农业用地）约为1.3亿亩。若将农业建设用地、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等全部纳入，按影子价格测算，总资产规模约为650万亿元。若通过工程调水、土地开发等措施，未来三至五年这一规模有望提升至1000万亿元左右。这一测算结果正是基于生产函数与凯恩斯模型相结合的混合模型，综合考虑了供给、分配、需求等多方面因素。

　　未来10年的增长潜力与关键的改革部位

　　未来10年，只要推进关键部位的改革，我国就仍有中高速增长的潜能。

　　在供给侧可进行如下改革：

　　在创新方面，通过创新体制改革及其他方面的总体改革，激发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增加技术发明并加快新技术产业化，促进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由负转正，贡献经济增长率0.5%。

　　在劳动力领域，改革的核心是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盘活体制剩余劳动力，推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转移。这将有望为经济增长每年贡献0.6个百分点。

　　在资本领域，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降低国有企业资产占比，二是提高国有企业资产盈利率。从实际情况来看，前者可行性更高。通过资本市场化改革，有望释放部分增长潜力，贡献经济增长年均0.6个百分点。

　　在土地领域，需改革计划行政管理制度，放开土地一、二级市场交易，盘活体制性剩余土地。这一改革若能落地，有望带来0.5个百分点的增长贡献。

　　若能推进土地与房屋资产化改革，并使其能够定价和交易，货币化和财富化带来的溢值预计贡献1%的经济增长率；

　　若改革水资源分配，增加农业和建设用地，便可带来0.5%的增长贡献。当前我国土地利用率约为71%，而许多国家已达到80%以上，若我国土地利用率仅提高5个百分点，便可新增7.2亿亩土地，其中1亿亩可作为建设用地。

　　通过上述改革，我国有望释放3至3.5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再叠加要素自然增长，未来5年实现5至5.5%的经济增速完全可行。

　　在需求侧可进行如下改革：

　　从联立方程系统来看，仅靠生产领域改革还不够，还需同步调整分配与需求结构。若缺乏需求端的相应调整，经济循环将难以顺畅运行。

　　若实施分配和消费侧的体制改革，居民消费与民生支出领域有望贡献2.27个百分点的增长；若民营企业、居民与外资三大投资需求能够扩大，预计可带来2.23个百分点的增长贡献；若总出口增长保持在5%左右的水平，净出口增长保持0.35个百分点的增速，再叠加要素自然增长，从需求侧测算，同样可实现5.5%的经济增速。这与供给侧测算结果形成均衡。

　　小结

　　当前正是推进改革的关键窗口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错失改革机遇，我国可能陷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历史上很多国家的衰落，核心症结之一便是拒绝改革。1978年时，我国人均GDP在全球排名位于倒数第三位，而如今已跃升至全球中位数以上，这一巨大成就的核心驱动力正是改革。

　　当前，我们必须持续推进改革：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土地资产化改革等大力度改革，以及对分配制度、需求结构、转移支付等领域的系统性改革，推动经济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考虑价格与汇率因素，若能顺利推进上述改革，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完全可行。这将帮助我国顺利应对老龄化挑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人民富裕，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最终会在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目标，2049年成为发达国家。

　　总而言之，加快关键领域改革可实现中高速增长，若停止改革将导致经济0增长，若改革倒退则会引发负增长。我们应聚焦前文所述的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已启动要素市场化改革试点，且总书记强调“大力推进改革”的背景下，在党的领导下，“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速目标有望实现在5.5%左右的中高速水平上。

　　（报告在整理修改稿中，周天勇教授又补充了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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